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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音乐家赵沨的回忆
发布时间：2012/10/10发布者：系统管理员访问次数：
音乐家赵沨的回忆
摘自赵沨《庆贺李凌同志八十寿辰》
大概是1939年，东北学生救亡总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人从延安来到重庆，带了一封也写有你的名字的星海的来信，要在下星期约你见面，我当时在国民党一家电影厂工作，这个电影厂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工作，只是定期出一点新闻简报，内容不外乎是某大使递交国书，台儿庄大捷之类的片段，我虽是这个厂的音乐组长兼代新闻组长，但目睹国民党的腐败，这个厂的演职员中，却不少是不学无术、苟安偷生的庸人，心情十分的苦闷，只有到青年学生中去教救亡歌曲时，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堂正的中国人，因而，听说从革命圣地来的李凌要见我，我十分兴奋和高兴，记得那天是星期六，我辞退了一个俄国女朋友每周必请的晚餐，并且骄傲地告诉她，是因为我要会见一个革命的音乐家，这才不能和她共进这周末的晚饭。当时会见李凌的情景和那种兴奋、愉快心情，到现在，我还忘记不了。
李凌同志拿出一封只有一张纸的有星海签名信，上面有一大堆人的姓名。我和星海只在南京见过两次面，特别是这封信上还有李抱忱的名字，在当时，我的心目中，李抱忱是一个北京教会学校著名的音乐教师，星海怎么把他在重庆认识的所有音乐界人士都写在一封信上呢？但是，当李凌对我讲了在抗日救亡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的必要和重要后，我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了，从此，我和李凌开始了我们的长期的合作。
我们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出版刊物（这是星海在信中明确写了的），我记得《新音乐》月刊最初的1、2期是李凌、林路主编，可能因为当时林路不在重庆，联系工作不方便，后来，便由李凌和我任主编了。当时每个星期我从重庆的南岸到重庆上汽车去看李凌，他生活上的艰苦和工作上的刻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凌常在一块没有木板的油印钢板上，自己刻蜡板，用一块自行车内带的橡皮作油墨刷子来刷印《新音乐》的内部通讯，和云南、湖南、广东、贵州等许多地区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骨干分子们联系，有时需要和各地个别人联系的信件，经过我们商量，我也不时地拿回去若干亲笔回信，新音乐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新音乐》月刊稿件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是从八路军办事处取来的草纸油印的解放区歌曲，李凌和办事处的联系人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张颖同志，后来，我和张颖及她的助手杨慧琳不定期地进行联系，记得有一次，是张颖还是杨慧琳告诉我，由于《新音乐》月刊发行量突破30000份，成为国统区发行量最多的一个期刊，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我们，并且特别说：这是两个年轻人李凌和赵沨在业余时间做出的成绩，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刊物的成功，首先是满足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的需要；《新青年》月刊大量登载了解放区的歌曲，在国民党严格的图书审查的夹缝中，透露出广大人民所极欲了解的解放区的音乐的情况，而不能完全归功于我们的工作，但是，李凌同志为了介绍这些音乐，确实是费尽了心机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吕骥同志为党的代表大会所写的一首大合唱歌曲《向着马恩列斯的道路前进》，这样的歌在国统区的刊物上是不能登载的，李凌同志将它巧妙地改为《向着抗日救国的道路前进》，而它的原名新音乐社的成员们是完全知道的，因而这首歌曲在国统区进步青年中，相当广泛地流传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昆明的云南大学合唱团和昆明历史最久的昆明合唱团（原名歌岗合唱团），都教唱和指挥过这首歌曲，并且私下向我信赖的学生和合唱团员讲明了这个合唱的来龙去脉。这首歌在公开演出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大概1940年在重庆，皖南事变之前，我受聘到一家教会中学教音乐（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在重庆所生的孩子，中文名字叫文幼章，后来是加拿大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学校待遇较好，又可以住教师宿舍，我把李凌同志也介绍去教书了。这时，我们同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当时他的家简直成了一个大招待所了，平时来谈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有外地来的朋友暂住，这些朋友都在李家睡地铺、吃大锅饭，陈云枫同志在煮了一大锅饭后，有时还要接着煮第二锅，有钱时还可能有一盘四川回锅肉，没有钱时就只有青菜萝卜了。这种情况，李凌同志是长期这样做的。抗战胜利以后，他住在上海北四川路，仍然是这样的情况，李凌同志就是这样，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地，一心一意地来进行工作，直到今日，一些比我们年级稍小点的朋友，有时还亲密地把李凌和我称之为李大哥、赵大哥，创造这样一些革命的情谊的一代人，应该说根本应归功于李凌同志。
皖南事变后，我和李凌同志一同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们，为逃避逮捕而转移到缅甸的仰光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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